对于以行受贿案件为代表的职务犯罪案件，其本质为“权钱交易”，“权”的认定是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和处理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。准确把握和认定职权便利，不仅关系到案件的正确定性，更关系到法律公平正义的实现。职权便利作为职务犯罪的本质特征，其内涵丰富而复杂，既包含了行为人明确的职权范围，也涉及其职务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力与便利条件，需要我们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把握。

从职权便利的基本内涵来看，它首先体现为行为人依法享有的职务权限。这些权限包括各类决策权、审批权、管理权等，它们都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职责界限。例如，部门负责人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审批权力，就是最直接的职权便利表现。一般而言，这种明确的职权范围较易认定，因为它们往往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作为依据。与此同时，职权便利还包括行为人基于其职务产生的非正式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虽然不是明文规定的职权，但往往能对特定事项产生实质性影响，如某领导虽不直接分管某项目，但通过其职务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况。这种非正式影响力的认定则相对复杂，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综合判断。

在具体认定过程中，需要重点关注时间、权限和因果三个维度的关联性。时间维度上，要深入考察行为是否发生在任职期间，以及离任后影响力的延续性。实践中，不少案件都发生在行为人任职期间与离任之后的交界处，这就需要我们仔细甄别职务影响力是否仍然存在。权限维度上，要细致分析职权范围与违法行为的对应关系，以及分管业务与获益行为的关联程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某些表面上看似与职权无关的行为，实际上可能正是通过曲折方式利用了职权便利。因果维度上，则需要明确职权便利与违法所得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排除非职务因素的干扰。这要求我们既要看到直接因果关系，也要关注间接因果关系，同时还要排除那些与职务无关的私人关系等因素的影响。

实践中，一些特殊情况的认定尤其值得关注。首先是间接职权便利的情况，行为人可能通过第三方或曲折方式来利用职权便利，这就需要仔细分析其职务影响力在整个过程中的实际作用。例如，某些案件中，行为人可能通过亲友或其他关系人来实施违法行为，表面上看与其职务无关，但实际上正是利用了职权便利创造的条件。其次，对于离任后利用原有职务影响力的行为，则需要综合考虑时间跨度、影响力大小、获益方式等因素。一般而言，离任时间越久，职务影响力越小，但具体认定时还需要结合行业特点和地方实际。再次，在共同犯罪情况下，更要准确认定各行为人的职权便利情况，明确其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具体作用。不同行为人可能具有不同的职权便利，其作用方式和程度也各不相同，需要具体分析。

为确保认定的准确性，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分析。首先是通过梳理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制度、岗位职责说明等，明确职权范围。这种制度梳理方法能够为职权便利认定提供基本依据。其次是通过调查日常工作流程、了解决策参与程度，分析实际影响范围。这种实践调查方法能够揭示职权便利的实际运作方式。再次是通过与同类岗位比对、与正常程序对比，验证职权便利的实际运用情况。这种比对分析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异常情况，找出职权便利被滥用的痕迹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注意从宏观层面把握职权便利认定的政策性。我们既要坚持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原则，又要防止将认定范围扩大化。要充分认识到，职权便利的认定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，也是一个政策问题，需要在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的基础上作出恰当判断。

准确认定职权便利，既是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所在。在具体案件中，应当根据不同案情特点，灵活运用各种认定方法，全面准确地认定职权便利，为案件处理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。通过科学的认定方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，确保每一个职务犯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处理，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。